1985年，三合一的专利体系（发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落成，为将社会主义劳动单位和组织结构拆减为简单的劳动和雇佣关系而助力。
而纯粹的内部视角也不能告诉我们法律系统的特性是什么。因此，自我观察，其实乃是对自我整体性的一个观察。
用观察的理论来说，观察中被标示的一侧的特性，其性质必须通过被观察中未被标示的那一侧，才能够显示出来。所以老冯一摔，就把整个问题的焦点给扭转了。也许，这就是卡迪的第十二只骆驼给处于法学之内部视角与社会学之外部视角之紧张关系中，面临着何去何从之方法论困惑的中国法社会学研究者的最大启示吧。德国《法社会学杂志》专门做了一期专题，邀请德国法学与社会学研究领域的重要学者，对该文做出评论与回应。但有趣的是，本完全可以通过神明裁判的方式来裁决案件的卡迪，在这个骆驼遗产继承案中并没有这么做。
部分地由于分配方案本身的公正与合理，部分地也由于老父亲作为立法者的权威，三兄弟都接受了这个遗嘱。大儿子要求分六只，但这超过了二分之一，因此二儿子和小儿子都反对。资本可以先于技术的必然性趋势做出提前量预测，通过资本的动员与组织，引导技术趋势的提前降临，并通过事先的知识产权确认加以圈占和巩固。
但实际上，正是知识劳动本身制造出了知识的稀缺性，并且，在经过拥有/不拥有这样的财产-法律编码之后，原先的知识多少问题（A多一点知识，B少一点知识，但不会是全有全无的状态）就被转化为知识的有无问题（A有权占有知识，B无权占有知识），在一个特许的历史时间范围内，谁要是拥有什么知识，就可以一再利用这个拥有。参见[法]福柯：《作者是什么？》，逢真译，载王逢振等编：《最新西方文论选》，漓江出版社1991年版，第445-459页。19世纪中叶出现的现代知识产权制度，将知识产权从无体财产本质的认识论重负中解放了出来：一旦登记审查通过，就能立即产生法律效果。当代知识市场的首要逻辑已不再是交换，而是企业资本竞争。
这最终在乌拉圭回合谈判，推动形成一种总交易模式结构，其交易结构是：经合组织国家开放农业与劳动密集型产品市场，以此作为进入发展中国家服务、知识产权和投资贸易体系的交换。[56] 1983年，中央一级的商标注册体制成立，商品、服务的品牌不再由地区和部门指定，以市场为中心的新经济开始发挥作用。
1980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Diamond v. Chakrabarty案例判决将转基因微生物纳入专利保护，并声称阳光下一切人造物皆为合格专利主题，这一判决具有范式性代表意义。由TRIPS保障的高水平知识产权保护，以及由WTO构建的自由贸易体系，借助全球产业转移与外包运动，共同铸造了有利于美国跨国企业全球扩张的制度基础。他雇佣各学科天才，不是让他们发明伟大的新事物，而是让他们打捞与捕获处于漂浮状态的被人们疏忽的观念与发明。但弱化国内的知识产权标准，也可能阻碍国内的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也可能阻碍跨国贸易的深化。
如果说，传统物权和债权因其时间与空间层面的稳定，因而是内生性的产权制度，那么，当代知识产权则因其无时间性而成为外生性的、建筑学意义的框框。[17]知识产权从先验性检验方式（a priori style examination）转换到了一种结果性（consequential）或者前瞻性思考（forward-thinking）的推理方式。北京《文化纵横》杂志社执行副主编 联系方式：北京市朝阳区光华路15号院泰达时代中心4号楼1704室。（一）差异性创新：知识产权与法律客体 首先，与传统民法的物权概念不同，全球信息化秩序下的知识产权不再只是无体物的概念，它还具有瞬时性，信息价值在全球性流通中迅速过时。
以资本形式展开的市场交易过程反过头来控制了知识生产过程。（二）信息封建主义：匿名的圈地式所有 信息资本主义的控制权争夺，现在更加依赖于中立化、抽象化的法律规则展开。
发明家得到经验，而资本家得到发明。[34]南方国家对外缺乏人力与财力设置代表办事处，在国内也没有相应的协调小组与专家组，更无法与欧美国家庞大的律师力量相抗衡（WTO每年大小会议超过2800次）。
[21] 20世纪晚期软件专利与商业方法专利的出现，导致了统一专利法的瓦解，原先与专利无关的行业，比如保险、金融和广告等也开始申请和行使专利，原本与技术活动无关的技巧，比如艺术方法、运动步骤、建筑风格，甚至宏观经济理论，也成为可专利的对象。[6] [美]丹?席勒：《信息拜物教：批判与解构》，邢立军等 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澳大利亚学者达沃豪思（Peter Drahos）就将全球知识产权标准的这一设定运动，称之为信息封建主义。[③]知识产权的控制重心从印刷物向英雄天才的创作者表达转移。洛克劳动价值论范式的功能，就是把知识稀缺性与知识无限性之间的这一吊诡，转化为有关知识劳动、创造与分配的正义问题，转化为如何正当化知识劳动占有不平等的法律问题。[45] 现代社会有两大中心趋力：新资金与新信息。
[22]智能手机、移动互联网、可穿戴设备以及形形色色数据传感装置的广泛扩散，都使以往必须通过物质承载的知识商品进一步数字化、虚拟化与数据化，从而催生知识产权的进一步演变。这一转变实际是系统化时间取代自然化时间历史过程的展现，知识产权逐渐形成其自我指涉、自我强化的运作封闭性。
[46] 必须提供新东西，这一压力来自各大社会系统的加速动力，这些功能系统让社会持续面对新问题，参见[德]鲁曼：《大众媒体的实在》，胡育祥、陈逸淳译，台北左岸文化出版2006年版，第55-57页。参见[美]丹·席勒：《信息拜物教：批判与解构》，邢立军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34-35页。
[7] [法]福柯：《生命政治的诞生》，莫伟民、赵伟 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⑤] 例如美国法院在1987年一个案例中将计算机程序确定为表达，在5年后另一则案例中却将其界定为思想。
当前，中国已从冷战时期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挑战者（challenger），转变为后冷战时期全球资本的利益攸关者（stakeholder）。18-20世纪，我们见证了围绕工业主义与物质资本大生产带来的财富爆炸，以及由此引发的法律世界的深刻革命。知识从古典的私人性事迹变成现代的公共性储备，其控制机制变得空前集约与高效。[14] 依照洛克范式的标准叙述，知识财产是一种由法律所保护的，对于劳动所创造的知识价值的支配权（dominium）。
参见[法]利奥塔尔：《后现代状况》，车槿山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2页。通过提供统一的、普遍的、深度的经贸性法律框架，扫除一切有碍资本自由流动的因素，以实现全球化广度开发和深度挖掘（deep integration）的全方位提升。
沿袭自罗马法的大陆法系历来以物作为核心法律范畴，并在有体物基础上围绕物权和债权制度建立起神圣的物法体系。第四，当代法律系统的运作不再指向某种线性发展，它不再依循积累性的启蒙性时间，也不再依循市民社会/公共领域的同质化时间，而是涉及信息记忆与遗忘的系统化时间。
以辉瑞公司、IBM公司为首的游说团体，在乌拉圭回合开始前，就试图将贸易机制与投资机制捆绑到一起，这不仅仅是一个简单地有关消除投资限制的条件。[⑩] 福柯指出，作者（author）观念是18世纪的浪漫建构，这种观念不能严格反映现代写作实践。
尽管思想是相同的，但同一思想的表达形式却可以是无限多样的。[42]美国人不把谈判重点放在技术层面的细枝末节，而是专注于引导和把控议题，专注于知识产权的基本原则与基本框架，这既能限制发展中国家的可能选项，又有助减少多边谈判的各方阻力，更重要的是通过一种氛围的营造，对所有参与谈判的代表产生一种道德压力（害怕被指责对基于创新的投资具有敌意），进而，由逐渐巩固的核心圈子（包括美、欧、日、加四国小组和友好国家）各个击破、分化与瓦解发展中国家阵营的反抗（比如77国集团）。近代早期，出版商就将资本投资在印刷技术和手稿上，在资本主义生产线上组织书籍贸易，参见[美]罗纳德·V.贝蒂格：《版权文化：知识产权的政治经济学》，沈国麟、韩绍伟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5页。这样一种企业社会的定位与想象，绝不只是自生自发秩序的结果，它必然要求一种相应的法权体系对其塑造、规范与引导，当代知识产权无疑正是其中最为核心的机制。
作为精致的资本-法律技术，知识产权的稀缺性建构始终面临一系列内在矛盾与冲突：知识产权的财产/非财产界线划分，具有高度的风险，需要根据不同发展阶段与群体利益分布，做出精细的利益平衡和风险安排。晚近以来，全球贸易、投资与服务业发展已将无形财产提升为核心法律范畴。
微软以5.5亿美元向Facebook出售650项专利。[45]信息的本质已经超出正确/错误的维度。
因此，在进入到知识资本主义时代，知识稀缺性就不再是一个针对总量恒定的知识客体进行具体劳动占有的问题，知识稀缺性已经成为一个纯粹功能化的概念，而这也正是通过现代知识产权系统的建立而实现的。[11] 封闭运作使系统建立起自己的复杂性——通过化约复杂性来建立复杂性，参见[德]鲁曼：《对现代的观察》，鲁贵显译，台北左岸文化出版2005年版，第111页。
